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扶植建立“满洲国”。为给这一傀儡政权披上合法外衣，同时麻痹东北民众，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将溥仪从天津接往长春，出任“执政”。1934年，“满洲国”改称“大满洲帝国”，溥仪在一片“万岁”声中登上所谓“皇帝”之位。
众所周知，不久之后溥仪便因权力被日本人架空而追悔莫及，甚至自骂“蠢得像头猪”。按照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的说法，伪满政府各部实权都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次长”手中；重要人事、政策和军事行动，必须经关东军司令批准。他的所谓“任命”“裁决”，不过是例行公事，一举一动都在日方监视之下。1934年7月，溥仪将父亲载沣和弟弟溥任接到长春小住。载沣见关东军气焰嚣张，而儿子名为皇帝、实为傀儡，深感痛心，叮嘱溥任：“像溥仪那样给人当傀儡，有什么出息？连石敬瑭都不如！你千万别学他。”返回天津后，载沣闭门谢客，与日伪断绝往来，也不再与溥仪联系。溥仪对此懊恼不已，自称“哀莫大于心死”，并表示不愿再回想那些不堪的往事。然而关键问题在于：溥仪赴东北之前，是否清楚自己会成为傀儡？
显然，他并不这么认为。九一八时，关东军加上在辽沈一带的退伍军警，总兵力不过2.7万人。凭这点兵力想完全控制东北，本不现实。东北迅速沦陷，与不少东北军政要员主动投敌密切相关。沈阳事变当日，吉林二号人物熙洽便命令部队不得抵抗，成为首位公开投日的高官。辽宁、黑龙江亦有藏式毅、袁金铠、丁鉴修、刑士廉、张海鹏、阙朝玺、于芷山等人通电“独立”，协助镇压抗日力量，建立亲日政权。他们因主动靠拢日方而保住地位与兵权。正是这些人的存在，让溥仪误以为自己手中有筹码，可以借关东军之力排挤张学良系，再逐步与日本谈判，恢复实权，最终复辟大清。
1933年初日军进犯热河，全国抗战之际，溥仪却设宴慰劳日军将领。听说关东军攻占密云后未继续南进，他竟感到惋惜，遗憾未能直逼北平。在他眼中，关东军成了“友邦”。父亲劝他提防日本，他却自以为在利用日本。有人将溥仪投日归咎于国民政府，这并不公允。溥仪对共和体制心存敌意，一心想复辟。若侵华有利于他恢复皇位，他便愿意配合。无论是否被逐出紫禁城，或清东陵被盗，他的立场并不会改变。不仅溥仪，郑孝胥、凌升等伪满高官，也怀有复辟幻想，与日方勾连。日军越肆虐，他们越认为有利于满清东山再起。
然而他们对日本亦抱幻想，觉得“满洲国”既已成立，日本便可退场。1935年，溥仪公开流露不满。为营造“平等邦交”假象，日本安排他访日。东京数万民众迎接，裕仁天皇亲至车站致意。回到长春后，溥仪自觉与裕仁“平起平坐”，甚至在诏书中加上“朕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的语句，并筹建亲兵，试图增强自身力量。
但关东军视东北为囊中物，根本不容他真正掌权。郑孝胥首先被“敲打”，以年老体弱为由去职；熙洽因主张扩军被调离实权岗位；凌升更因公开抗议而被处死。所谓“恢复清室”的旧臣，一个个遭到清洗。随后关东军颁布《满洲国根本理念》，明确溥仪意志须服从天皇，关东军司令为其“监护人”。
1937年又出台《帝位继承法》，规定皇位由溥杰继承，其与日本妻子所生子女优先。溥仪无子，继承权旁落。他对溥杰亦存戒心，甚至秘密联络萨尔瓦多外交官，策划出逃。1941年逃亡计划败露，遭到严厉警告。尽管如此，他并非毫无地位。日本将领山下奉文调离前仍以“敬上”署名赠礼示好；朴正熙在军校求学时也受其接见并获金表。伪满需要他这块“招牌”，正如幕府时代的天皇——象征意义仍在。
而在宫廷内部，他对侍从拥有生杀予夺之权。据李玉琴回忆，除几位至亲外，宫中几乎无人未遭其责打与羞辱。对外装弱，对内施威，这是他复杂的双面性。他并非无知之人，英文与古文造诣颇深，甚至能用英文翻译文言文。战后在东京审判中，他极力强调自己被胁迫，塑造“无辜傀儡”形象，将责任推给日本。然而不少事实显示，他与身边日方人员关系复杂，并非全然被动。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他一面谴责日本侵略，一面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回避主动投日的动机。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押解回国，送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起初惶恐不安，担心被处决；后来在劳动与学习中逐渐适应。
1959年获特赦时，他写下保证书，表示拥护共产党与社会主义事业。他是否真正完成思想转变，也许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一个曾幻想复辟的皇帝，最终以普通公民身份生活于新中国。当他说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时，那场关于帝王复辟的旧梦线上配资股票，已经彻底成为历史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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