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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47年（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年仅二十的钱弘佐去世了。随后，十九岁的钱弘倧登上了王位。
钱弘佐在处理完阚璠的案子后，挑了个人来当新的都监使，这人就是水丘昭券。
水丘昭券是临安本地人，他来自钱镠母亲所属的水丘氏家族。他和程昭悦还有另外两位都监使，一同在钱弘佐发起福州那场战役中立下了战功。
钱弘佐当初和程昭悦联手除掉阚璠，不过是彼此各取所需、临时搭伙，本就谈不上什么忠诚信任。况且程昭悦事后“广收门客、私藏兵器，还跟江湖术士混在一起”，实在让人不得不防。钱弘佐临终前，在水丘昭券的协助下处决了程昭悦，并顺势释放了钱仁俊。
到这时候，吴越国内牙军里最主要的两个头头是：内衙统军使胡进思和内衙都监使水丘昭券，前者是内牙的老将，后者是皇室亲戚。不过，水丘昭券在军中的威望和胡进思比起来，可就差远了。
钱弘佐虽处决了程昭悦，却没对胡进思下手。一方面，他或许没那实力，毕竟胡进思和程昭悦不一样，程昭悦只是内牙军里突然发迹的，在军中没啥根基；而胡进思可是久经沙场、长期掌兵的大将。另一方面，钱弘佐和胡进思关系也挺好，胡进思大概是想报答钱元瓘的赏识之恩，不想辜负钱元瓘临终托付，所以一心一意辅佐钱弘佐。
后来，他被钱弘倧羞辱了一番，回到家后，他摆上钱弘佐的牌位，披头散发地痛哭起来。可钱弘佐万万料不到，自己死后胡进思会搞出比阚璠更大的乱子，直接把他弟弟的权位给夺了。
关于钱弘倧被废黜的具体过程，在《吴越备史》第三卷《忠逊王》章节末尾的总序里有详细记载。
然而，《吴越备史》里既没讲胡进思到底是怎么“插手政务”的，也没说钱弘倧是怎么“责备胡进思”的。
按照《新五代史》第六十七卷里《吴越世家》的记载：
根据《资治通鉴》第二八七卷里，后晋高祖天福十二年七月的记载内容显示：
《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七卷里，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庚戌那天的记载：
弘倧问进思：
很明显，钱弘倧和胡进思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俩处，首当其冲的就是政治观点不合。
重点体现在福州相关的事情上。
从开运元年（也就是944年）到开运三年（946年）这两年里，福建那边三次派人向吴越求救。或许是因为之前建州那场仗打输了，吃了大亏，所以前两次吴越都没给回应。等到福建第三次来求救，吴越国内开会讨论时，大多数将领官员还是觉得：“路途又险又远，派兵去救太困难了。”
可年仅十九岁的钱弘佐，还是果断地拍板决定出兵。
得说明的是，钱弘佐派兵去福州和他爹钱元瓘派兵去建州，这完全是两码事。钱元瓘当初出兵建州，虽说一开始也是受对方邀请，但他其实是看上了那块地盘，想趁王家子孙内斗时占点便宜，这实际上违背了吴越国一直以来联合抗吴的外交策略。可到了钱弘佐那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时闽国不仅内部乱成一团，外面还受到侵扰。南唐一心想要吞并福建，要是南唐得逞了，吴越国除了东边靠海，其他三面就都会被南唐给围住了。
钱弘佐讲道：“要是邻居没了，自己也难保安全，我虽挂着天下元帅的名号，却连邻省都救不了，这元帅当得有啥用？”他自称“天下元帅”那套，不过是装装样子的漂亮话，可前面那句“唇亡齿寒”，却实实在在点明了吴越派兵去福建的真实目的。所以啊，吴越国派兵前往福州，完全契合他们“尊奉中原王朝，联合周边藩国，共同对抗淮南势力”的基本方针。
实际上，跟南唐比起来，吴越国从闽国覆灭里捞到了更大的战略好处。闽国被灭后，南唐看似把除福州外的整个福建都收入囊中，可土生土长的留从效还占着漳、泉二州。他表面上尊南唐为君，实则自己在那儿称霸一方，是个独立小王国；后来他还和吴越搭上了线，又向中原朝廷进贡称臣，相当于取代了原来的闽国，成了吴越的战略盟友。
不仅如此，南唐在这场战争里还耗尽了多年的积蓄，“到处搜刮凑钱，国库都被掏空了”。这真是得不偿失，没捞到好处还赔了本钱。
吴越国能在福州那场战役里打赢，从自身情况看有两个关键因素。头一个就是他们那位年轻的国君特别有胆量，目标也明确。一开始，他让大臣们就是否出兵发表看法，等自己拿定主意后，就下令“谁再反对就砍谁”。
再者，他针对此次军事行动做了详尽且稳妥的安排，让水丘昭券统领军队作战，程昭悦承担物资运输与支援任务，元德昭专门出谋划策，整个行动安排得井井有条。
所以，当吴越国的首批援军被福州城困住时，钱弘佐仍能调派第二批援军前往。战前，他还进行了军事动员，鼓舞士气，言辞严肃而有力。此前，朱文进和王延政都曾向吴越国求援，吴越国虽未立即回应，但钱弘佐可能从那时起就开始谋划出兵，并着手招募兵马，组建了一支新队伍。这支新队伍在后来的福州战役中立下大功，“南方的胜利，多亏了他们的力量”。
吴越之所以能赢，关键或许在于它的敌手南唐太过衰弱无能。
主要体现在三个点上：
第一，李璟身为南唐元宗，表面看着心胸宽广，实则性格软弱没本事。那时南唐朝廷里党派争斗不断，南方本土的官员和从北方迁来的官员相互排挤，国家在外交军事上也没有个清晰、持续的策略。
关于福建的事务，当地一些官员主张派兵，可他们这么提议不过是图谋自己小团体的好处，并非真正为国家未来的长远发展考虑。
开运元年（也就是944年），朱文进杀了王延羲自己当了皇帝。这时，南唐的枢密副使查文徽上书请求对闽国出兵，还夸口说肯定能攻下。可等军队真到了建州城下，一听说漳、泉、汀三州已经归顺了王延政，查文徽吓得赶紧撤军，结果在邵武吃了败仗。后来建州被攻克，当地的势力集团又想趁势拿下福州，但这个想法被李璟否决了。枢密使陈觉又跳出来吹牛，说他能说服李仁达归附。结果到了福州，看到李仁达态度傲慢，他吓得连提都没敢提这事，就灰溜溜地回来了。
事后他觉着空手回去太没面子，就假传圣旨让人叫李仁达来京城，还私自派兵去强行迎接。李璟对陈觉这种先行动后汇报、自作主张的做法十分生气，可有人劝他说，既然军队都到人家门口了，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也就只能这样了。
显然，南唐在打福州那场仗之前，压根儿没好好准备，这完全就是一场碰运气、跟演戏似的军事行动。
第二，此次军事行动在指挥上既不统一也没啥效果。
驻守建州的永安节度使王崇文虽挂着主帅名头，可枢密使陈觉却总对他指手画脚；冯延鲁和魏岑也趁机钻空子，忙着争权夺利；底下将领们更是互相抢功，根本没法齐心打仗。更要命的是，南唐拿下福建后没好好巩固统治，泉州刺史留从效虽然跟着打福州，却一直脚踩两只船，光看热闹不肯出力。
所以啊，从开运三年（也就是946年）八月开始，一直到天福十二年（947年）三月，这整整七个月的时间里，南唐的军队都没能把福州给打下来。后来，吴越的水军在白虾浦把冯延鲁的部队给打败了。这时候，福州北城还有东南方向，都还有好多南唐的军队呢，他们压根儿就没受到啥损失，福州的外城也还在南唐的控制之下。可就在这时候，军中却传出了个谣言，说吴越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占领福州，他们就是想把李仁达接走。
有人便给南唐驻守福州东南的大将王建封出主意，干脆把困在内城的李仁达和吴越国的军队都放出去，好把整个福州城拿下。可王建封因为看不惯陈觉的霸道作风，一气之下竟烧了营地走了。留从效一看这情形，自然也不含糊，带着全军就撤了；紧接着，福州城北的南唐军队也都作鸟兽散，就这么把福州城白白送给了吴越。这么看来，福州这一仗，南唐完全是自己把自己给打败了。
第三，南唐军队在打仗时犯了个大错。当吴越的军队在白虾浦准备上岸，发现海滩全是烂泥，不铺竹板根本没法走，可福州城南的南唐军一阵乱箭射过去，吴越军连铺竹板的时间都没有。
可南唐的将领冯延鲁却犯下大错，他下令停止攻击，放任吴越的军队稳稳当当地登上岸来，想着要一鼓作气将他们全部消灭，好让城里的人彻底死心。那时，他手下有人劝阻说：“浙地的士兵来到这里这么长时间了，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想痛痛快快打一仗求死都难，要是放他们上岸，他们肯定会拼命跟我们打，那股子猛劲儿咱们可挡不住，哪能杀得完啊？”
可冯延鲁压根没把劝告当回事，固执己见，最后在福州吃了败仗。
钱弘佐这小伙子，赢得可真是够走运的！
钱弘佐拿下福州后，便安排鲍修让去驻守那里。这鲍修让，乃是吴越国开国元老鲍君福之子。
后汉天福十二年（即公元947年），李仁达打发弟弟李孺宾前往杭州，请求觐见吴越国的国王。这年六月，距离平定福州才过去三个月，年轻的钱弘佐便突然离世，年仅二十岁。到了七月，李仁达得以如愿前往杭州，见到了新登基的吴越国君钱弘倧。可身为亡国之臣，寄居在他人屋檐下，终究不是滋味，李仁达很快就心生悔意。他向掌握吴越国军政大权的胡进思恳求，希望能返回福州，胡进思应允了他的要求。然而，如此一来福州便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心存猜忌的福州旧主、威武节度使李仁达；另一个则是率重兵驻守当地的吴越国东南面安抚使鲍修让。两人各不相让，矛盾日益尖锐。
到了十二月，李仁达悄悄打起了投靠南唐的主意，鲍修让抢先一步，领着兵马把李仁达给杀了。之后，钱弘倧就派丞相吴程去福州镇守。这是第一次福州之战后吴越国那边的情况。
南唐那边，本地官员对福州战败一直记恨在心，总想着找机会报复。过了三年，也就是后汉乾祐三年（950年）二月，自诩为平定建州有功的查文徽又从建州领兵向东进发，挑起了吴越和南唐之间的第二次福州大战。
按《资治通鉴》和陆游所著《南唐书》记载，吴军打仗先赢了后输了，陈诲一开始把吴越的军队打败了，可后来查文徽贸然深入，结果中了埋伏被抓了。
让人想不明白的是，查文徽咋就对福州传来的消息那么容易相信呢？仔细琢磨，原来是福州城里头有好多让他容易轻信、容易中招的因素。第二次攻打福州没多久，钱弘儇就接替吴程去镇守福州了。
《吴越备史》第四卷里《现今大元帅兼吴越国王》篇章中，乾德四年九月癸卯那日的《钱弘儇的附传》有这样的记载：
由此可见，自从吴越拿下福州后，驻守在那里的将士们就矛盾重重、争斗不断，互相“诬陷构害的事情层出不穷”。钱弘儇到福州后，对这些“诬陷构害”的事儿，一概“不追究、不查问”，结果“福建的百姓没有不心怀感激、感到高兴的”。
这里提到的“闽人”，说的其实是原来闽国的那批人。等吴越国的人以新东家的架势进驻福州后，这些闽国旧人触景生情，心里难免五味杂陈，他们跟吴越派来的驻军产生矛盾和摩擦，也就成了必然的事。
鲍修让杀了李仁达，正是这种矛盾激化后的直接后果。李仁达虽已丧命，可政治上的整顿工作却不会因此立刻停歇。闽国末年，战乱频发，福州城多次易主，军队里的派系本就错综复杂。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诬陷构陷”之事层出不穷，搞得人心浮动不安。在此期间，难免有人会摇摆不定，持观望态度。其实，从《吴越备史·吴程附传》的记载中就能看出，在查文徽出兵之前，福州城内“将士满庭，乱作一团，根本无法控制”，呈现出一片混乱景象。这或许让查文徽看到了可乘之机。
可以看出，吴越国在自身内部还不太安稳的时候就发起了第二次攻打福州的战役，虽说最终这场仗是打赢了，可赢得实在是太过幸运、勉强了。
其实，钱氏家族统治者与内牙军在福州问题上的分歧，早在钱弘佐当政时就有了。内牙军士兵反对派兵去福州，钱弘佐却坚持要出兵。等到了钱弘倧掌权时，吴越国已经拿下了福州，但在怎么管理福州这件事上，大家还是争论不休。内牙军的胡进思依旧保守，觉得应该放了李孺赟，让福州当吴越的附属国；可代表王室的钱弘倧却想直接把福州收归吴越国中央管。
最终，吴越国依胡进思的意思让李儒赟返回了福州，可李儒赟一回到福州，就立刻选择自立门户，这无疑让钱弘倧和胡进思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尖锐了。
钱、胡二人的矛盾，换个角度看，还体现在钱弘倧的任性冲动上。比如钱弘倧年少继位，没经历过农耕的艰辛，对士兵的赏赐过于丰厚，胡进思作为吴越国的老臣，上前劝阻，这完全是出于职责所在，怎能说是插手政务呢？可钱弘倧非但不领这份好意，还猛地摔下笔，对着胡进思大发雷霆。而他拿胡进思曾经杀牛的事来羞辱对方，更是毫无君主风范。
原本钱弘倧打算削弱内牙军人的力量，这么做其实也挺好。
他一边不停地羞辱胡进思，让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一边却毫无规划、没有策略，更不见实际行动。要说有什么动作，大概就是想给胡进思个“一州之职”，趁机夺了他的兵权。可这招钱弘佐和胡进思对付阚璠时就用过了，胡进思哪会再次中计。水丘昭券觉得胡进思势力庞大，难以对付，劝钱弘倧别轻举妄动，可他不听；后来他和何承训密谋对付胡进思，却又拿不定主意，结果何承训怕阴谋暴露，干脆反水投靠了胡进思，胡进思抢先动手，把钱弘倧给废了。
钱弘倧遭废黜后，新登基的君主钱弘俶跟胡进思有过这么个承诺：“只要你能保我兄长平安，我就听你的。”
胡进思心里不踏实，非要让钱弘俶把钱弘倧给杀了，好彻底消除隐患，结果被钱弘俶拒绝了。为了以防万一，钱弘俶把钱弘倧转移到了衣锦军的私人宅邸，还派了士兵保护他，并且成功击退了胡进思派来的杀手。后来，钱弘倧又被迁到了越州，在卧龙山西边的住处建了园子亭子，种满了花草树木，整个园子高低错落，他每天早晚都去逛逛，四季如此。钱弘倧擅长写诗，亭台楼阁间到处都是他写的诗。最后，他得以安享晚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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